浅析“士”与“士文化”
songge发起了201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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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士”与“士文化”

 摘 要:在中国文化史中“士”起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变更,在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士”渐渐形成了与之对应的“士文化”应运而生,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不可抹灭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本篇文章就对“士”与“士文化”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字:中国文化史,士,士文化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出自《诗经》,本意是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的时候,雄鸡依然啼叫不止。在这里,将这句话比喻儒家思想熏陶下中国的“士”,则是十分恰当。《论语》中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官如此,“士”也是如此。“士”和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本篇文章就为大家简要概括。

一、什么是“士”

(一)“士”的起源

“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它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贤纳士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和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的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二)“封建”秩序的动摇与“士”阶层的兴起

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但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盛起来,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2.“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3.宽容的学术环境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干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他们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

二、什么是“士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汇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

人类一万年前还在使用石器,从事物质生产的种植史约有七千多年,脱离蛮荒而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也只有五、六千年。当人类步入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形态后,管理自身的治道一直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课题,至今世界各国仍在探索之中。

治道是一个既有民族传承性、又具有多领域综合性和发展性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当代东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包括治道在内的文化冲突,故地理上的中东,自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雷管及战场。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完全是封建糟粕,而是饱含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的硕果,它传承了数千年,且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醇酒愈酿愈香。

三、“知识分子”与古代“士文化”

士文化推崇“道”与“德”。“道”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德”则指个人的内涵。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1、从社会背景来说,“士”从固定的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于古代中国。所以“士”虽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来源,但我们却并不能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士”都单纯的理解为知识分子。以历史断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形成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2、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经不在于其所属的某一特殊社会阶级,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贵。

第四,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3、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俳优”是指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分,他们上不属于统治阶级,下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总之由于“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的保证,知识分子不得不走“修身以立道”的内倾路线,最后终于归宿到“心之中又有心”上去了。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

总之,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这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四、“士”与“士文化”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并非无中生有而耸视听,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中国上百年的落后挨打,是由于士气不张及士文化的衰落,是封建文化将士人铸成缺少“士气”儒生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近代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实因士人的觉醒和士文化的复苏而勃发。

1842年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只激发了洋务运动,而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不仅索赔白银二亿两,还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举国震惊之余,士人由悲而愤,于是“名士”康有为联络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士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强,但世人有半点觉醒吗?不,并没有,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杀!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同样是在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的,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抒志之词也“士气”十足。毛泽东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后,将之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不仅唤起了民众还高度重视团结广大士人,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总结为靠“三大法宝”。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之旨,在于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

历史上,“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士人汹汹不一定是坏事,天下士人皆箝口不言,则是治道的悲剧。 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用科举制将天下士人一网打尽,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天涯海角的华人亦沛然填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五、历史的沉思

当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己毫无羞色大摇大摆地进入了腐败圈,知识分子是创造、传承文化的精英,当他们都腐败时,说明社会的腐败己经深入脊髓。腐败之所以成为数千年的痼疾,有一定的成因,简而言之:它是主观上无限的物欲与客观上有限的物质的必然,是权力经济的必然。像腐败这样的膏肓之疾,“惩治”尤如治水之“堵”,固不失为一法。根治之道,在于解决“物欲观”和发展经济,并在制度上让权力与经济绝缘。而“物欲观”属文化范畴,有待以文化“疏导”的方法解决。

中华民族的历史行程,表明当代的中国已进入了经济与文化的转型期。人类的历史,究极说来是物质与精神的文化创造史,历史上任何革命和社会的变革都是从思想文化着手的,任何社会的稳定都需要思想文化的建设来巩固,多元化的经济需要多元化的文化,而民主政治的建设,就更需提高人文素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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