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礼赞》文本解读

何金锋

    预习提示言明，本文蕴蓄着一股“激情与豪气”。文章写于特殊的年代，但世易时移之后，仍能让人感受到作者所倾注的激情与热血，一方面是当时情景的召唤，一方面则是语言文字的力量。

• 写作背景是“激情与豪气”的来源

    本文写于1941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作者曾说：“《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乃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即赴新疆，离新疆赴延安，又离延安至重庆）以后在重庆写的”。

    1930年代的前半期，是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核心时代，也是执政党对异己的左翼文化强力压迫和控制得尤为强化的时期。在后人看来，“黄金十年”这个词，绝然是对这个时代的迷梦的一个大大的讽刺。国共两党内战频仍，民众流离失所，城市凋敝，农村破产，整个社会生态在政治高压和经济衰退的双重作用下让每一个人觉得格外的压抑和窒息。作为时代的雨燕的作家，对此自然是超乎寻常的敏感，所以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对城市和农村的破败与凋敝的描写不绝如缕，简直让人感到阴晦的毫无亮色与希望。茅盾于此时写了《雷雨前》。所谓“雷雨前”、“黄昏”，皆是对这社会低气压的象征性表述，以及在“漫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下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心的极度烦躁和郁积的暗喻。左翼文化虽然勃兴，隐然执文化(文学)之牛耳，无奈仍是潜流，始终摆脱不了被围剿和打压的境地。作为个体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感受到的便是一种政治桑拿天气的压抑、窒息和气闷。他们急切的盼望能有一种外在的伟力撕破这张灰色的幔，让清新的雷雨倾盆而下，荡涤这秽恶的社会。

    1940年5月的延安之行，对仓皇逃出新疆的茅盾（1938年岁尾，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杜重远被监禁，茅盾与张仲实脱身出走以避不测之祸。他们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后与朱德等人一同踏上回延安之路）的触动肯定是相当深远和巨大的。茅盾虽然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参与了党早期在上海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然而，他却没有像他的弟弟沈泽民那样，有在共产党真正实现了政权存在的区域生活的机会与经验。可以想象得出，当他看到了自己曾经为之付出了热情和奋斗的理想在这里已然成为了现实(哪怕是部分的，不完全的)；看到了单纯、明朗、向上的政治气氛和人际交往模式(尽管这也是表面上的，但与国统区和盛世才统治下的“新新疆”相比，延安确实有着本质的区隔，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看到了按“民主”政治的原则运作的政权形态和文化运作模式，这一切，人到中年的茅盾又怎能不为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又怎能不为处在边缘的“自己的”政权唱出壮美的颂歌，向所憎恶的政权投出犀利的投枪和檄文?在这样的情势下，一组有着强烈对比色彩的“颂歌”(《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开荒》)和“投枪”(《雾中偶记》、《“雾重庆”拾零》)的出现也就成为势之必然的事情了。

    因此，茅盾有感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与之前的经历形成强烈的反差，产生了如文中的“惊奇”一样的“激情与豪气”。此时的茅盾，已彻底摆脱了幻灭和虚空，从希冀和幻灭的徘徊犹疑中走了出来，认清了自己前进的途路，坚定的前行了。因此，这些散文比之20年代、30年代的作品，更能给人一种明朗、振奋又不失婉曲含蓄的美。

    二、行文的组织促进“激情与豪气”的形成

    1.一系列词语、短语渲染出“激情与豪气”的氛围

    “礼赞”、“赞美”（间隔反复）、“高声赞美”，“不是平凡的”（间隔反复）、“惊奇地叫了一声的”、“伟丈夫”，一曲激情昂扬的赞歌。

    “傲然地耸立”、“倔强挺立”、“不折不挠”、“坚强不屈”、“挺拔”、“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一种刚劲有力的姿态。

    “一律向上”、“绝无旁枝”、“绝无横斜逸出”、“力求上进”、“力争上游”、“努力向上发展”，一种不断向上的追求。

    “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不缺乏温和”、“紧紧靠拢”，“团结”，多种对抗严酷的品质。

    “实在”（间隔反复）、“极”、“绝无”、“紧紧”、“一律”、“几乎”、“更不用”、“决不是”、“至少”、“到处”、“难道”（连续使用），强度极高。

    “？”“！”的反复使用，语气强烈。

    如果再细分，一组褒义词，一组否定词，一组动词、形容词、程度副词，一组标点，渲染出刚劲有力的气势，显示出“激情与豪气”。

    2.直接抒情，层层渲染，前后贯通，豪气弥漫

    看这一系列抒情句：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从起句到尾句，从“赞美”多次终至到“高声赞美”，反复渲染，层层推进，声浪渐高，豪情万丈！“极普通”、“不平凡”的意蕴反复叠加，反复中加以阐释，是这“极普通”的白杨树获得了最高程度的赞美！首段、第四段、第六段、七八九段，间隔反复，使文意连贯，文气贯通，气势增强，豪气弥漫！

    三、手法的运用使激情与豪气得到强化

     1.宕开一笔，蕴蓄力量，豪气喷涌，势如破竹

首段直接抒情之后，次段宕开一笔，叙述高原景象，落脚于“单调”，抑一笔。第三段用“刹那间”“猛抬眼”看见“三五株”或者“一株”傲然耸立如哨兵的树，为这单调增加了灵动、蕴蓄了力量，使情绪为之一振，顿时“惊奇”，恹恹欲睡一扫而光，于是令人赞叹的白杨树呼之欲出。第四段，扬起来，豪气喷涌，势如破竹，对白杨树的赞美水到渠成，令人动容。

    2.象征手法，直接点出，豪气不滞

    《严霜下的梦》可以说是茅盾抒情散文的开端和总纲，这篇散文为他以后的作品提供了一种表达模式、构架范式和情感基调，即很多研究者业已指出的用隐晦的，象征性的手法来艺术化的倾露衷曲和表达对时局、政局和社会生活的观察。“严霜”既是对残酷、异化的现实的隐喻和象征，也是因这种外在现实而使作者生起的“幻灭”的情绪的艺术化身；美好、轻逸、曼妙的梦则充满了希冀与渴望。在文本之中，孩子式的纯真、美好、热切、浪漫的好梦和成人式的残酷、压抑、沉窒的噩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突。作者用意象和片断组接的手法将二者排布起来，愈加让人觉得梦境的美好和可贵，现实的酷烈和无望。因之，“严霜”与“梦”就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构造了一种被压抑了的希冀与渴望，低沉、苦闷、肃杀的情绪，深潜于文本的结构之中。《雷雨前》，亦是如此，写政治高压，呼唤清新，便用灰色的幔与雷雨象征。

    《白杨礼赞》则摒弃了这种内蕴式象征写法，而换以直接点出。作者写道：“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又写道：“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未曾直接点出的也用“象”、“相似”之类词语说明。这种罕见的方式招致了后来一些研究者的批评。郝宇民认为：“《白杨礼赞》对于艺术的远离，主要就在于其过于直接，过于直露，又过于直白地，甚至是直通通地将一种审美感受人为的向某一特定的现实观念靠拢。……作品文本的作用在此只是把一种描写对象(物)与作者所要主观赞颂的真正对象(人或精神)，直接划起一个符号，即：树=人(或精神)，真正的审美观照与审美体验在此被完全的取消了，作者最终把读者带入的也不是一种审美境界”。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运用象征手法恰是抒发感情的一种特别方式，如果再形成内蕴式的象征，这种“激情与豪气”必然受到影响，不会如这般气息不滞，倾泻而下。这种浅直恰是另一种爽朗明净的美！

    3.对比有力，豪气愈强

    第一层对比：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这是两种美的对比。“好女子”与“伟丈夫”的对比，在此严酷的环境下，这种“伟丈夫”的坚强不屈与挺拔才是最需要的，让人感受到的是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充满着壮志豪情。

    第二层对比：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这层对比，表明了作者与“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的不同审美取向、人生取向，批判他们对民众的轻视，突出对白杨树以及像白杨树一样的民众、哨兵、朴质而又坚强的人们的意志的赞美，何其坚决，何其鲜明，使文章在最后洋溢着无限的“激情与豪气”！

    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虽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抒情散文仍然显得激情澎湃、豪气凛然，有一种超越时空、沟通古与今的文学品格，影响深远。这跟茅盾的追求有关，这是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希望不要如巴金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所说：“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