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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笑下的悲剧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和悲剧意识

孔菲发起了201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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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笑下的悲剧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和悲剧意识

许昌市魏都区实验学校孔菲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史上的高峰，小说中展现的讽刺艺术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过，《儒林外史》出现后，我国“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吴敬梓生活在康乾盛世，小说中的故事却主要发生在明朝，假托明朝，实则揭露自己所处时代士人的堕落及社会风气的衰败。《庄子• 天下篇》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语庄语”，柳宗元又言：“嬉笑之怒，甚于裂眦”，因而在“沉浊”的社会，以“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词” 来表达思想，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也比斥责更触动人心。本文从解读小说文本中的讽刺艺术与悲剧意识入手，对其喜剧形式与悲剧内容相结合的二重结构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领会其运用讽刺手法的深刻内涵。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什么是讽刺？鲁迅先生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以说，讽刺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讽刺手法本身的运用，二是讽刺对象的真实，这两者的结合便构成了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也不例外。

1.1 讽刺手法在吴敬梓之前的寄寓型讽刺小说中，已有譬喻、夸张等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这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所体现。除此之外，作者还大量运用白描、对比、夸张，丰富了讽刺小说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讽刺小说的艺术水准。同时，最大程度地表达讽刺意图，从而产生一定的警世效果。《儒林外史》中运用白描，对处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加以精细描摹，通过具体描绘不合常理之处，从而让读者领会背后的深层意蕴。在第十四回，马二先生独游西湖，没有醉心美景，也没有诗兴大发，却望着店铺里的蹄子、海参、馒头吞咽口水，一路上“低着头走了过去”“横着身子乱跑”，待到倦了，回到下处，关门便睡。这段描写看似平淡无奇，“吃了一饱”“走走”“乱跑”等词却充分写出了马二的麻木迂腐。在白描之外，小说中的对比手法也不可忽视，讽刺的效果总是在鲜明的对比中得以最大化。《儒林外史》的对比手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同一身份的不同人物之间的比较。这主要发生在士子之间，同为知识分子，但性格行为差异悬殊，小说中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人是被推崇的“真儒奇人”，在他们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理想人格，淡泊名利，任性贵真，这自然和周进、范进、二娄等人的醉心科举、附庸风雅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意味凸显。第二种是不同身份人物之间的比照。小说虽以刻画儒林士人的形象为主，但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其他的社会群体，如盐商、官僚、戏子、游侠等等，对比之中可以一窥作者对他们的看法。在二三回中，同为知识分子，梅秀才、王举人对待童生身份的周进，尽是挖苦。而金有余等经商之人却尊重斯文，凑足银子帮周进 “纳监进场”。两相对比，赞赏后者，嘲讽前者。第三种是同一人物前后行为的对比。范进中举前胡屠户对他动辄打骂，之后却卑躬屈膝，虚伪阿谀之态尽显。第四种是同一人物言谈与行为不一致形成的对比。在第四回中，范进因母亡，“遵制丁忧”，宴席上提出把银镶杯箸换成了竹制的。但见到大虾元子却一下子送进了嘴里。如此“居丧”“尽礼”，前后对比，情伪可知。同时，小说中还运用了夸张手法。夸张手法特别强调被讽刺对象的一些心理、心态、性格或行为，使他们的可笑荒谬之处更加突出，给读者带来情感上更大的冲击。小说中描绘的疯魔现象是夸张手法的典型运用，这种疯魔主要体现在世俗对功名富贵的极端盲目追逐之上。在小说第二、三回，周进在贡院，撞号板、满地打滚痛哭；范进得知自己中举后，竟欢喜疯了。在第五、六

回，严监生临死前死死挣扎，只因为“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怕浪费了钱。这些极具戏剧化的夸张性描写令人捧腹，同时深刻揭露问题的本质，增强了小说的讽刺艺术效果。

1.2 讽刺对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不仅表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还表现在讽刺对象的全面、真实。《儒林外史》通过儒林中人的生活风貌展现社会全貌，这种描写方式使得故事更加真实、深刻，讽刺的效果也得到彰显。可以说，作者讽刺的对象不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群体，更是吏治腐败、礼教虚伪、科举害人等社会现象。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作者有褒有贬。小说中有官绅、戏子、女性、游侠、名士、真儒等人物形象，他们或虚伪奸诈，或仗势欺人，或前倨后恭，又或是随性自然，或不慕名利，或自力更生。通过一些相对独立的故事，作者刻画了他们真实的社会面貌。例如，杜少卿携妻出游一回，不顾社会眼光，坚持自我，讲求自然贵真，虞育德、庄绍光等人不愿做官，竭力避免一些升迁活动，这些都是作者极为赞赏的。与此同时，官僚时知县媚上欺下，乡绅严大强买强卖，二娄附庸风雅，自作自受。在描写这些人物的过程中，吴敬梓或直接刻画，或在对比中表达赞赏或辛辣的嘲讽。对于不良的社会现象，作者于平实的描绘中加以讥讽、抨击。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追求，周进和范进人生大半用于考取功名，鲁小姐执着科举取士，匡超人性格转变……这一切无疑是社会上追名逐利之风造成的。其次，是势利之风。作者直言“五河县势利熏心”，在小说四十七回，“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由此可见世风日下。最后，是江南士人的狎游风气。“公子妓院说科场”“少妇骗人折风月”“来宾楼灯花惊梦”“呆名士妓馆献诗”，江南士绅以狎妓为日常，以与青楼女子的风流趣事为谈资，全无文人之姿态。此外，吴敬梓也对一些其他的社会风气进行了一定的嘲讽，以犀利而独到的笔触深刻地描绘出了当时世间百态可笑的嘴脸，揭露了社会的腐败与黑暗。

《儒林外史》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原因悲剧是什么？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于吴敬梓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就是文人的气质，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了吧。《儒林外史》上演的既是一幕一代文人的命运悲剧，也是一出作者的理想悲剧。理想与现实中，悲剧色彩早已深入小说的字里行间。就文人的命运而言，作者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敷陈”大意，塑造了名流王冕来隐括全文，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就预示着人世间即将发生的变故，文人命运即将面临的危机。同时，作者还表达了文人应有的姿态，文人需讲求“文行出处”，不可盲目追求功名富贵，王冕实为士子之楷模，他的言行举止从各方面展示了真儒文人的气质品格。时知县、危素有意提拔王冕，王冕避而不见，甚至转至他乡，不屑功名富贵；他天性聪明，爱好学问，自学看书，天文、地理、经史无一不贯通；他孝敬母亲，对待邻人，报之以恩。然而，小说主体刻画的却是一副副追名逐利、令人嫌弃的文人嘴脸，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文人本应有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但吴敬梓所见到的文人无不醉心于追求功名富贵，这也是他发出“一代文人有厄” 感叹的原因所在。就作者的理想而言，吴敬梓深受颜李思想的影响，大力提倡礼、乐、兵、农。首言礼乐，作者借第三十七回虞育德、杜少卿等人祭泰伯祠活动集中展现了其礼乐理想。此前，迟衡山对杜少卿说过，“而今读书的朋友……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就是借此让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以助政教。但祭泰伯祠的初衷却并没有达到，除去虞育德等一行人，参与的其他人无一不是怀着追名逐利之心前去。其后五河县祭节孝祠、徽州祭烈女祠，都是类似的活动，但同祭泰伯祠相比，却大不如前。祭泰伯祠时庄重肃穆，而后两者，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并没有传承前者，也暗示这作

者的理想在时间长河中渐渐覆灭，蒙上了一层悲剧《儒林外史》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原因悲剧是什么？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于吴敬梓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就是文人的气质，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了吧。《儒林外史》上演的既是一幕一代文人的命运悲剧，也是一出作者的理想悲剧。理想与现实中，悲剧色彩早已深入小说的字里行间。就文人的命运而言，作者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敷陈”大意，塑造了名流王冕来隐括全文，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这就预示着人世间即将发生的变故，文人命运即将面临的危机。同时，作者还表达了文人应有的姿态，文人需讲求“文行出处”，不可盲目追求功名富贵，王冕实为士子之楷模，他的言行举止从各方面展示了真儒文人的气质品格。时知县、危素有意提拔王冕，王冕避而不见，甚至转至他乡，不屑功名富贵；他天性聪明，爱好学问，自学看书，天文、地理、经史无一不贯通；他孝敬母亲，对待邻人，报之以恩。然而，小说主体刻画的却是一副副追名逐利、令人嫌弃的文人嘴脸，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文人本应有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但吴敬梓所见到的文人无不醉心于追求功名富贵，这也是他发出“一代文人有厄” 感叹的原因所在。就作者的理想而言，吴敬梓深受颜李思想的影响，大力提倡礼、乐、兵、农。首言礼乐，作者借第三十七回虞育德、杜少卿等人祭泰伯祠活动集中展现了其礼乐理想。此前，迟衡山对杜少卿说过，“而今读书的朋友……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就是借此让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以助政教。但祭泰伯祠的初衷却并没有达到，除去虞育德等一行人，参与的其他人无一不是怀着追名逐利之心前去。其后五河县祭节孝祠、徽州祭烈女祠，都是类似的活动，但同祭泰伯祠相比，却大不如前。祭泰伯祠时庄重肃穆，而后两者，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并没有传承前者，也暗示这作

者的理想在时间长河中渐渐覆灭，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至于兵农，萧云仙在青枫城召集流民开垦田地、兴修水利，致力于农业生产便是吴敬梓兵农理想的实践。然而，萧云仙之兵农纵然对朝廷有利，最终也难逃忠而获咎的下场。礼乐兵农是吴敬梓的理想所在，在当时的社会却难以实现，壮志难酬不正是文人的悲哀吗？导致一代文人以及作者理想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吴敬梓对此具有清醒认识。在第一回中，在礼部议定公示取士之法后，就借王冕之口表达了出来：“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明清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加强对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实行八股取士，推行僵化的科举制度，倡导自身原有缺陷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威慑文人。在大力严苛的文化政策之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屈从，之后一代代读书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成长，在他们还未理解“文人”这一身份时追逐功名的观念就已经根深蒂固。可以说，是社会大背景造就了一代文人的悲剧及个人理想的破灭。喜剧形式与悲剧内容的统一喜剧和悲剧在美学中是一组对立的范畴，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要能深刻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就不能不注重悲与喜的有机结合。《儒林外史》的创作正是如此，悲剧与喜剧、美与丑、崇高与滑稽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泪与笑只隔着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滋味的人，才可以真正体会人生的笑。吴敬梓身处末代王朝由盛转衰的康乾盛世，深切感受过美好事物消逝的悲痛，才可以真实描绘出小说人物悲喜交织的二重性格。小说中的马二先生，他善良朴实、慷慨正义，曾帮助建公孙赎枕箱，出资埋葬洪憨仙，义助匡超人，在利禄熏心的众多文人中难能可贵。但是他又极度迂腐，可笑又可悲。汲汲科场二十多年毫无觉醒之意，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也丧失了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他游西湖不看西湖美景，疑惑人们请的李清照、苏若兰是什么仙，其迂执呆板令人顿感滑稽好笑。对于马二先生这类人物，正反两面的描写，更能凸显其丧失自我的悲哀，看似是嘲讽，作者实则抱以深深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尤其是触及政治问题，直抒胸臆，慷慨激昂的陈辞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小说因其长篇幅、趣味性、易流传等特点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用来讽刺现实的假借载体。“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因此，小说，尤其是讽刺小说，必定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批判功能。黄安谨在《< 儒林外史 > 新评》中曾写道：“其实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关注的就不仅是他自己以及周围知识分子的物质境遇、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他更关心他们的精神寄托、安身立命的基点，他希望知识阶层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并防止他们的失落”。吴敬梓在经历时代和生活波折之后，对所处的社会现实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他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对理想执着追求，当其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时候，就会产生悲剧意识，当理想破灭而对理想又有永恒执着的时候，也会产生悲剧意识。一部本应充满悲剧的文学作品，吴敬梓采取讽刺的方式，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但喜剧的基本形式不仅仅只有讽刺，滑稽、幽默、荒诞等无不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喜剧美的本质，寄托作者的审美判断。滑稽和荒诞手法多用来表示对人物的否定，它们通过夸张的描述展现与现实世界极端不协调的景象，从而制造喜剧效果，类似戏剧中的插科打诨。如第十回蓬公孙与女八股鲁小姐结婚喜筵上近乎闹剧的场面：一只老鼠端端正正掉在席上的燕窝碗里，端盘的小厮将钉鞋

踢在了席桌上，弄得满堂混乱，令人哭笑不得。幽默手法则更多带有主题自我表现、自我肯定的色彩，吴敬梓对要赞扬的人物多先揶揄打趣，通过肯定表面不协调的喜剧因素反照揭示其内在价值。如杜少卿，作者对他最初的描写却是钱财挥霍无度，对见过他家老太爷的狗也会热情款待，俨然纨绔子弟行径，但他敢于公开与礼教作对，无视旁人，携妻出门，性格率性豪爽、狂放不羁，是作者审美理想和艺术旨趣的寄托对象。本是一部反映时代悲剧的小说，吴敬梓却以豁达、睿智的思想和笔触，将讽刺和幽默、滑稽、荒诞这几种基本形式组合交融在一起，对所塑造的人物或赞扬或鞭挞，或既肯定又否定，采取喜剧式艺术处理，使作品处处彰显智慧，风趣横生，而又入木三分。将一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夹缝中的堕落，在功名富贵前的麻木迂腐、道德沦丧、虚伪奸诈以及人文精神的瓦解进行了全方位展示。《儒林外史》作为我国文学世上第一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讽刺艺术小说，大量运用白描、对比、夸张的讽刺手法，使得文章“无一贬词，而情伪毕”。且通过描绘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含蓄而又锋利的嘲讽，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涵，达到喜剧形式和悲剧内容的统一，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这是《儒林外史》不同于《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小说中讽刺情节的显著之处，也是它最大的成就。小说中那些被讽刺的人物不仅仅是被嘲笑的对象，作者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与怜悯。这些被讽刺的人物腐败堕落，而正面人物不断探索抗争，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使作者所寄寓的社会理想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