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有重视德育教育的悠久传统，也产生了不少道德模范，但从总体来看，人们的道德表现与社会生活实际有很大的距离。今天在凤凰博客上看到一篇相关文章，觉得观点新颖，择其要点，与大家分享。

       福泽谕吉非常注意身教，认为在道德教育中，身教比言教重要得多。而这个身教就是从教育者开始及身边人物开始的举止行为对儿童的榜样教育，这比一个只用言语来教育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德育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福泽谕吉的榜样教育中的榜样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人物的言行举止，而不是远在天边的高大全的人物；是和平时代的平凡人物显现出来的品质，而不是在非常时期出现的个别特例；是生活常态下的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而不是在畸形状态下的极端表现。

       现在的德育不能回归到古人、圣人那里去。因为那个时代存在的条件已经没有了。所以真正的德育应该是“顺乎人情”，因势而导的，不可脱离生活，不可胶离生命存在的具体形式。也不可脱离真正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气候。

      德育的目的是生命与生活内在的生成物，而不是外在强加在人头上的东西，只是把生命中更有利生命成长与生活幸福的东西加以引导，顺势而发而已。所以，成年人不可以用连自己都做不到的，或者自己年轻时候也做不到的，来教育儿童，来严格要求学生。这样的谴责对儿童来说没有教育的力量。

       福泽谕吉强调的榜样也就是生活中，特别是和平时代的榜样。他非常反对用战争时代的榜样来教育和平年代的儿童。认为，这不仅无效果，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在谈到道德的标准时，福泽谕吉不同意当时社会教育中普遍地把古人忠孝之言行当作儿童的教育榜样要。虽然“其言无不佳，其行无不善”(第114页。)但是因为这些言行标准往往趋于极端，一方面容易被少年儿童误解，一方面会害人害事。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蒙童教材“二十四孝图”对日本的教育也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但是福泽谕吉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影响。他提到那个在中国著名的“郭巨埋儿”的故事。他说：“当奉养老母缺少钱财时，嫌孩子累赘而把亲生子活活埋掉。这固然尽到了孝道，不过尽孝道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吗？所谓嘉言善行，讲的多是这类极端的事件，所举事例即使在古人言行中也算是最激烈、最痛苦的惨景，对普通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同上书，第114页。)福泽谕吉认为儿童的教育应该贴近儿童的真实生活。而不应该把那些极端的例子当成典范来教育儿童。这样的负面效应是非常糟糕的。他仔细分析了这些非人的榜样出现的特殊背景，说：“现在宣扬的所谓的善行良言，不过是在人事艰难困苦时节显现出二十四孝的光辉。在中国因有殷亡周兴的变故，才出现了伯夷、叔齐的义节；在日本因有元弘建武的黑暗时代，才促成了楠正成的忠义之名。凡此种种，都是在极端不幸、非常恶劣的时势下，逼出来的特殊的忠臣孝子。其忠孝虽然是人生的美德，但从国家方面来看，这种异常事例并非可庆可贺之事。”所以，更不可把这些极端的事例用来教育儿童，因为这些东西不但离儿童的现实生活太远儿童不好理解，而且会因为理解有错误而产生负面效果。比如以为只要敢于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就是勇敢，从而产生了破坏性的行动。做出不良后果的事来。对于国家来说，此等英雄事迹的正确对待方法是“这类特殊的忠孝行为正像藏在袋中的正宗宝刀，不可轻示于人。如果深深地铭记在人们心目中而不轻易地说出来，倒是国家的幸事，并且也可以使社会秩序安然稳定。”(第115页。)那么一方面承认这类行为的良善性，另一方面却不宜大力宣传这样的道德榜样。这不是矛盾的吗？不是的。这种极端行为如果用来鼓吹为人们的日常规范，其危害在于，不是做不到，就是普遍成为社会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的根源。这样反而把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弄乱了。

      福泽谕吉的榜样教育的要点有：

       第一是必须是从日常的真实生活中来的，表现的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常态；所谓德育只是让儿童学会过正常人的日常生活而已。

      第二，因此榜样不能来自因国家的灾难及特殊时期而产生的特殊事件。因为远离了儿童的正常生活，儿童很难真正理解，更容易产生相应的误解，从而因为儿童再也没有相应的环境，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破坏秩序的后果。

      第三德育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与生命的质量，所以德育的力量是来自内在的，是发掘出人的天性中的善，造成环境的影响力，然后顺势而导的结果。而不是脱离人的生活与人生命常态的外在强加的东西。

      第四，学校的德育工作只是良好社会的反映，很难把一个欠良善的社会环境笼罩下的德育环境改变过来。也就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成效取决于社会的大气候。学校只能在社会良好风气的前提下顺势引导，所以只有学校局部的改革是无效或者低效的。